从今年下半年至2011年,对于经济偏热还是二次探底的看法不尽相同,您怎么看?通胀会否成为未来经济的主要风险?
再次,数量型工具(央票、存款准备金率)未来将是调控的主角。但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上调会面临问题:一是目前的水平已经较高,大银行16.5%、小银行14.5%,有些商业银行已面临困难；二是监管部门“三个办法、一个指引”出台以后,一部分中小商业银行存款头寸紧张,存款准备金率若再调整,其流动性就会非常紧张；若单独提高大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,又有失公允。所以,未来主要的政策工具可能是央票,存款准备金率的动用需谨慎。
最后,协调汇率和利率关系。2007－2008年,外汇占款的流入水平很高,这表明汇率和利率的提高对于资本流入的吸引力在加强。这一轮应该为利率上调多留一些空间,让汇率双向波动,升值幅度相对小一些。
魏加宁:我们的宏观调控存在着一种“超短期化”的倾向,为“熨平”经济周期,货币信贷调控已经平衡到季、月了。这样下去可能会有几个问题:首先,调控成本过高、代价太大；其次,扰乱市场自身的运行规律；再次,若无小波动,最后可能会发生大波动；最后,政府长期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熨平周期上,容易忽视对结构调整的重视。所以,我主张政府不要过度关注增长速度,而应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调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等中长期问题上。
有两个案例值得研究:日本的泡沫经济和美国的滞胀。
对于日本1980年代泡沫经济的教训,分歧很大:首先,货币政策,一种观点认为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,日元大幅升值,出口下滑,导致经济衰退,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,主动投放货币,降低利率,使得过剩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,最后导致资产价格泡沫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,“广场协议”之后,1987年的“卢浮宫协议”提出要稳定日元汇率,日本央行为稳定汇率而被动投放了相当多的货币,最后导致了资产价格上涨。其次,财政政策,一种观点认为“广场协议”之后,为刺激经济,日本政府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,接连出台两个投资计划,等到计划落实、作用发挥出来已是1987年,那时日本经济已恢复,从而加速了泡沫的形成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1987年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,国债发行量减少,金融机构的过剩资金无处可投,只好投向股市和房地产,从而导致资产价格泡沫。孰是孰非,值得研究。
关于美国1970年代的滞胀,研究认为成因有三:首先,宏观经济政策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；其次,政府对经济过度管制；最后,1960年代约翰逊时期实施的“伟大社会”建设,造成社会福利扭曲,导致高通胀和高失业并存、宏观政策无从下手的两难局面。这些因素在中国或多或少已开始显现,应引起注意。
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
主持人:中国目前人均GDP达4000美元已毫无悬念,但今后两三年,中国可能进入4000-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。一些东亚国家,包括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迅速超越了这一阶段,而大多数拉美国家则深陷其中。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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